1948年5月，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大量歼灭。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一浪接着一浪，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在望。

此时，上海仍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共（地下党）市学委决定由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交通大学组织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晚会。5月4日下午，上海120所大中学校的约2万名学生陆续在交大徐家汇校园集结。晚会通过专家讲演、学生演出、大型海报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迫害人民和美国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等政治主题。

这天交大总办公厅、上院前中央绿地上，市学联搭起了一个大型竹构架，上书“民主堡垒”四个大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对交大的评价和定位。

夜幕降临，学生们在交大运动场上围成一团，燃点营火，大学生阮仁泽作为市学联负责人首先讲话。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致欢迎词并宣读了国际学联发来的贺电。国际问题专家孟宪章教授作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主题演讲。交大学生社团“山茶社”演出了讽刺反动政府的“活报剧”，复旦司徒汉指挥全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等歌曲。“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的路，你看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的歌声响彻校园。晚会在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胜利结束。

约半个月后的5月22日，市学联又在交通大学举行全市近2万大、中学生的集会，庆贺“上海学联成立一周年”和纪念一年前的“五二〇运动”，这次市学联称交大的大体育场为“民主广场”。在广场入口处，交大负责宣传的地下党员穆汉祥（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用7张白纸制作一幅大型宣传画，上书“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前进”。会上，交大学生演出了反蒋反美的活报剧，宣读了去年撤退至解放区的同学来信，介绍“山那边”的情况，知名教授作了演讲。

又过了半个月，市学联发动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在南京路外滩集中，然后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有2万以上学生参加。国民党政府闻讯出动数千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骑兵，还有装甲车、“飞行堡垒”（改装卡车驾驶室顶上安装轻机枪对准示威群众）。已到达外滩的学生队伍约数千人被层层包围，有的被阻断在路上。对交大则从凌晨开始，出动千余军警包围校园，封锁前后校门，不让一个学生赴外滩参加游行示威。上海警备司令声称：“各校共党分子，闹得最厉害的是交大……对共党分子不能轻易放过。”在这种情况下，交大地下党总支决定改在校内游行。国民党军警强行解散已在外滩的学生队伍，抓捕了一部分学生。

交大从120多年前创办时即以“兴学强国”为目的。中共建党后，交大地下党员一直团结大多数同学，坚持与反动派斗争。交大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47年5月29日发表社论，声称对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操刀一割”“斩草除根”。“根”在哪里？7月28日《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肃清间谍的间谍》的社论，点名交大，称：“交通大学在上学期之内是匪党职业学生所夸称的‘民主广场’，他们的公开活动都在交大举行。暑假之内，交大又变成了南北各地职业学生匪党间谍的‘民主宿舍’‘苏维埃租界’‘独立王国’”。国民党《中央日报》宣称：“唯一救治方法就是操刀一割。”8月26日，国民党军警闯入交大，搜捕黑名单上的学生，由于交大地下党组织已有准备，只有两位学生被捕。

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对交通大学和中共交大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如此仇视？

1896年，盛宣怀创办交大（当时校名“南洋公学”）就是为了复兴中华。他聘请的第一位中文总教习张焕伦作的“校歌”，标题为《警醒歌》；他登门请蔡元培担任培养治国人才的“特班”主任；辛亥革命在北方组织起义被害的白毓崑烈士（李大钊老师、革命引路人）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将军均为交大学生。这就是交大培养出的学生。

1921年，中共建党。陈独秀、恽代英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来交大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交大就创立了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有8名党员。党支部书记张永和还担任上海学联主席。交大中共党员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张后调任“法租界”“沪东”“沪西”等部委（即区委）书记，参与组织1927年的三次上海武装起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中共党员。交大出去的侯绍裘，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4月11日在南京被捕就义。曾担任交大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陈育生，先后两次被捕，1931年在开封就义。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坚不同意交大内迁，要交大迁入法租界办学。在艰难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决定派党员考入坚持敌后办学的交大，恢复党支部，配合交大的爱国教授们，在敌后与日、伪周旋斗争。敌后办学的交大，8年中毕业近千名学生，大部分奔赴内地或延安参加抗日。敌后交大学生中有15位被新中国评选为两院院士，其中吴文俊和徐光宪两位还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7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同时压缩教育经费，宣布交通大学两个系停办。交大校长、教授们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国民党政府均不予采纳。在交大地下党领导下,校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全校3000名学生于5月13日赴南京请愿。在校方支持下，租了数十辆卡车，开赴北火车站。国民党政府闻讯后，对北火车站“清场”，停开列车撤走司机。交大3000名学生到了北站，找到了一列货车，学生乃自驾蒸汽火车，驶至麦根路站。列车前方已有国民党“青年军”荷枪实弹摆出镇压架势。在上海的蒋经国赶到徐家汇交大对校方施压。在麦根路站火车边进行了谈判，教育部长朱家骅赶到现场表示交大两个系“不撤销”了。交大学生代表乃终止赴南京请愿，胜利返校。这场斗争，震动全国。11年后，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参观一个内部科技展览时，问讲解员潘先觉，哪个学校毕业的？潘答：交通大学。毛主席说：“就是那个自驾火车去南京请愿的交通大学。”

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罢休，12天后的5月25日，交大学生系科代表在上院一个教室内开会。特务学生秦某、皮某引领军警砸破门窗，冲入会场，殴打学生，企图抓人。在校学生和教师闻讯赶到上院，人多势众，军警特务只好退离校园。第二天，全校学生在校图书馆前集会，要求开除特务学生，在交大教授会、讲助会的支持下，学校宣布“开除秦某、皮某的‘学籍’。”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横行的上海，交大居然“开除特务”，交大被称为“民主堡垒”，真乃名实相符。

解放战争的4年，交大先后有3位校长，均站在民主和人民一边，爱护学生、维护学校。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吴保丰校长，被蒋介石叫到南京当面批他“糊涂”，要他即日“离校离沪”。吴回到上海宣布“辞职”，被迫远走天津。接任的程孝刚校长，是中国铁道界的权威，担任了一年校长，1948年7月12日，他贴出一份声明宣布“辞职”。王之卓教授在困难时候接任校长。1948年底、49年初“应变”“护校”是个重大任务，王校长和教授们拒绝去台湾。被国民党“动员”去台湾的南京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曾一度离开南京，作为交大兼职教授躲在交大校内教授宿舍，被国民党发现了，追到上海要他去台湾。吴只好离开交大，躲在别处。解放后吴有训任交大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即将迎来解放。国民党反动派调集近万名军警宪特于4月26日凌晨对上海17所大学同时进行了搜捕。国民党用铁甲车撞开了交大后校门，在特务带领下包围各宿舍，交大56人被捕，全市大、专学校共352人被捕。被捕学生关在一所学校内，后转移至虹口一所学校。这样大的逮捕，震动全市。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在新闻报上刊登352位学生名单，下令17所大、专院校立即“疏散”，关门空校，把住校寄宿生全部赶出学校。

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已关在虹口一所学校内的被捕学生27日凌晨发现，门上的锁已没有，看守的军警都逃走了。学生们走出校门，看见的已是人民解放军。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败走前的镇压，除了公开的“大搜捕”，制造恐怖之外，军统特务则搞秘密抓捕处决。交大地下党总支委员穆汉祥在虹桥路上一家小饮食店被特务龚某（交大学生）发现被捕；学生会执委史霄雯在电车上也遇上龚某被捕。学校闻讯营救，国民党有关部门均不承认。上海解放前夕两人被害于宋公园。交大兼职教授陈伯康，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遇上国民党特务入校抓人，陈仗义执言，特务将陈抓走。解放后，从特务机关留下的残件中看到陈教授已被沉入黄浦江就义。

2011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就如何评价“交大地下党”和交大被称为“民主堡垒”这段历史，因我研究交大校史已10年多，写了一篇题为《交大地下党》的长文，寄给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信上说：“交大党的这段历史，就全国讲并不多见，建议市委批请有关部门用适当方式发扬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历史，因为许多青年人、大学生并不知晓，这也是文化传承。”2011年7月13日，上海市委《党委中心组学办》编辑部以“参阅稿”（总第45期）全文印发至“本市各大单位党政负责同志、部分理论部门、新闻部门、文艺单位、出版单位相关同志”参阅。后又收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由文汇出版社同年9月出版发行的《风雨同舟》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