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小区里兜兜转转又在楼道里左右穿梭之后，终于敲开了张圣道老先生的家门。与老旧楼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老书房的丰富与充实，几柜子的医学书籍还有满墙的荣誉奖状，无声诉说着这位年近九旬，从医六十年的老专家的精彩医路。采访中，张老娓娓讲述起了那些颠簸却激昂着的日子，讲述他六十年来感悟到的为医之道。

　　医之道：从顾小家到为大家

　　张圣道出生武汉，少年时代正是在国家动荡、战火纷飞中渡过。1945年，全家避难至汉阳一座寺庙，母亲头痛的顽疾发作，当地医生均束手无策。听说汉口市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虽然就诊费昂贵，但父亲仍然努力凑出5个银元，母亲只去那里看过一次病后，头痛就好多了，这令小小年纪的张圣道既惊讶又佩服。尽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张老还是清楚地记得那位医生的诊所墙壁上挂着一张博士毕业文凭——“法国医学博士、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彼时，这位满怀羡慕敬仰之情的少年尚不知，他为之追求、奉献、挚爱一生的医学世界正悄悄走近。

　　后来上海震旦大学到武汉招生，张圣道看到有医学专业，想到能给家人看病还收入不菲，就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志愿并顺利考取。回忆当时，张老发出孩童般爽朗的笑声：“现在想想，这个出发点真是一点儿也不伟大。”

　　选择医学的初衷或许并不伟大，但随着医学学习的深入，特别是进入临床实践，张老对医学事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感情。他讲述了两个实习时的故事。一次，急诊室来了一位肚子痛的妇女，痛得脸色煞白，可年轻的张圣道做完体检，怎么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越急越没招，倒是站在一边经验丰富的护士长用法文提醒张医生“会不会是宫外孕”。张圣道恍然大悟，赶紧为这名妇女做了手术，事后，家属对医生是万分感谢。又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因为排便困难半夜来看急诊，见到他十分难受的样子，张圣道用手帮老先生一点点把大便挖出来，老先生既感激又感动：“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回忆起来这着实是两件太小的事，但当时年轻缺乏经验的他却感受到了医者的职业成就感，即使所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帮助，病人们却都感激得难以言表。“不管是什么病，生病起来都太可怜啊。以前我是因为母亲的病想学医，没有很伟大的想法；后来我就渐渐地想要为更多人。不只是为自己，要为更广大的人民啊。”张老的话朴实却饱含真情，这份为了大家的信念几十年来未曾改变。

　　医之道：从精医技到厚医德

　　张老在医学后辈眼中是值得尊敬的师长，然而在他的讲述中，反复提到了他的恩师傅培彬，张老把他所学所得的一切都归功于老师，流露出对恩师深深的崇敬与感恩之情。

　　1946年，旅外华侨傅培彬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来到饱受苦难、医疗水平相当落后的祖国，几乎是一手一脚开创了瑞金医院的外科。那一年张圣道还在医学院求学，他还不懂这名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的爱国心，张老回忆道：“傅老师回国的时候只会讲法文，连中文字都不会写，中文也只是勉强能说，但是他就是努力去写、去说。有一次给我们上课写那个‘髋臼’的‘髋’啊，这个字比划很难写，他写得大得占了半个黑板，我们底下的同学都笑了。”1953年毕业后，张圣道有幸进入瑞金医院外科，跟随着傅培彬学习，才渐渐懂得傅老师对刚刚走出衰弱的国家那单纯又深沉的爱。

　　在精研医技的路上，傅老师的关心和启迪如明灯一般指引着他，张老说：“当时的外科并没有如今分得那么细，我们跟着傅老师学习技术，那是能从头开到脚的。”那份自豪骄傲溢于言表。后来，张圣道专精胆胰方向，也是在傅老师的指点下起步的。张老回忆道：“当时傅老师让我们从外科上最常见病入手，胆道结石是一个。他说：‘做医生搞研究不能为名，要真正为了病人，向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去探索。’可是千头万绪的，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傅老师就说‘要研究这个石头，就先要去认识这个石头。你们看它剖开来是不是像山上的岩石’，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专程去请教了南京大学研究岩石的学者。”从认识，到分析，再总结，再到后来的临床应用和学术交流，这一步步前进过程中的艰辛，张老对自己的付出轻描淡写，却始终恳切地说：“没有傅老师的指点，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在研究出新的八类胆石剖面法后，张圣道感激地用恩师的名字来命名。

　　傅老师在医学精进的道路上给了张圣道毫无保留的指导，他作为医者的仁爱之心也同样展露无遗。有一次来了一个从松江农村过来的老太太，腹痛难忍，诊断为腹膜炎，必须马上做手术，可是因为生活贫苦，老太太竟是赤着脚来看病的，脚上满是污垢，当时老太太身边没有家属，护士长也在忙着手术其他准备事宜，傅培彬就端来了水，亲自给老太太洗脚。当老太太的儿子赶到时，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当张老回忆到这里时，仍然忍不住眼角湿润。之后的手术过程中，因为老太太的血压急速下降，需要输血，那时候没有血库，正好傅培彬的血型与老太太一样，台下输完血，他又走回台上拿起手术刀，就这样从死神手里把病人抢了回来。这样一种从心底把病人视如亲人的感情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张圣道，用张老自己的话说甚至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医之道：从治个例到救更多

　　除了胆道外科，胰腺外科是张圣道两大研究方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起这部分工作的时候，张老又提到了傅培彬老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对胰腺炎的治疗已由保守的内科治疗转为倡导手术，而国内由于比较封闭，一直沿袭着保守方法，使得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居高不下。1965年，一位老年病人患坏死性胰腺炎，参与会诊的10名医生中仅有1人提出手术治疗，最后病人没有进行手术，因治疗无效去世。第二年，另一位病人也因为坏死性胰腺炎送到了瑞金医院抢救，来自全国的著名医生都仍然认同保守治疗，只有傅培彬教授坚持认为应该尝试手术，并果断进行。虽然前后三次手术，病人的病情时好时坏，甚至到最后一次手术时因为腹部多次手术已经无法再次打开，需从病人的背后进腹，傅医生都不曾放弃，最终病人康复了。一场硬仗是过去了，但从中得到的启发，却让张圣道等人在傅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打败胰腺炎的漫长征程。

　　这一战就是几十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1986年成立胰腺外科学组后，张圣道从副组长到组长，先后拟定重症胰腺炎的“诊断及分级标准”和“诊治指南”，得到了全国同行普遍采纳。为了让先进的治疗方法挽救更多可以挽救的患者的生命，他还组织了胰腺外科学组讲学团到全国宣传普及治疗方案：他负责讲重症胰腺炎，曾担任胰腺外科学组首任组长、后为学组顾问的朱预教授讲胰腺内分泌肿瘤，学组秘书长赵玉沛教授讲胰腺癌，他们三人先后到天津、浙江、江苏、湖北、宁夏、海南、广西、安徽及湖南九省市宣讲，这就是外科界盛传的“胰腺万里行”。从全国宣讲到全国定期组织会议交流，张圣道和团队秉持着傅培彬教授攻克胰腺炎的决心和真正为病人排忧解难的仁心，最终使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从近99%降低到15%，并成功制定出爆发性胰腺炎的治疗规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张老依然关心着胰腺外科的发展，他说：“胰腺炎的治疗不是单纯外科的事，还需要消化内科、影像学、重症医学等其他学科的集体参与，还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否则只拿掉坏死组织那可是‘不胜其拿’啊。但是基础研究很难，有些在动物身上做出来不错的，放到人身上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张老略显遗憾的话中透露出对未来医学发展的深切期待。

　　医之道：爱与责任在乎一心

　　回顾六十年的医学生涯，张老谈得最多的居然是自己失败的经历和遭遇的挫折，面对后生小辈，他从不避讳当时的羞愧、迷茫，但那种永不满足的医者之心和全心全意奉献病人的医者之爱，就在这些几十年不能忘记的失败故事里。“全心全意为病人”，张老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最最质朴，却也最最全面。他说：“每个医生都应该思考自己在每次治疗上是否全心全意，做到完美？医生为了病人的心，只有自己把握。”

　　张老语重心长地对医学生提出了期望：“我希望我们的医生啊，在医疗上要有爱心和责任心。不管是做大医生还是小医生，爱心一定要有。做不做大医生，有时代和机遇的成分在里面，这个不能强求。但是爱心可不仅仅是嘴上说的爱病人，就好比开大刀和开小刀的抉择，有些人“刀”应该开“大”的，却因为胆小怕事就故意开“小”了；有的应该开“小”的，却为了锻炼技术故意开“大”，真正爱护病人的医生在这种抉择面前绝不会有私心。另外医生一定要有责任心，不只是负责治疗病人的今天，每一个决定都还要为病人的明天负责。当然在医学研究上就要强调创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只要是别人没有做过的，是对临床治疗有意义的，就应该去闯一闯、试一试。”

　　如今张老正忙着《重症胰腺炎治疗学》的主编工作，参加一些相关工作的会议，包括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会等等。他说自己年纪大了，需要离开上海的活动是参加不了了，但能够继续在医学领域中以自己的经验贡献点智慧，为年轻医生定定心，却依然非常乐意。

　　学医是条漫长的路，老一辈医学人的奋斗不仅是一种榜样、一种标杆，更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告辞出门时已经暮色沉沉，走出小区，只见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笔者忽然感到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去守护住那些温暖，实在是太幸运的事。

    张圣道，195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历任外科教研组副主任、主任、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副组长及胰腺外科学组副组长、组长，国际消化医师协会上海分部秘书、《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外科理论与实践杂志》副主编、《胰腺外科杂志》编委会主席等职。曾经获得国家教委、卫生部、上海市等科技进步奖多项，其中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治疗方案的系列研究”获199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8名，撰写论文120余篇，主编及副主编专著4本，参编8本。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二医大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师德先进个人、上海市卫生局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我最喜欢的好老师”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