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19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

    南洋公学就学中国到19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20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所投考被录取的是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南洋公学1896年开办（屡改名称，现名交通大学），先设师范院，后设附属小学，后来名叫外院。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后设中学，名叫中院。后设铁路班。1901年设特班，和师范院、铁路班合名上院。督办是盛宣怀，为的他是全国铁路督办。学校费用是从铁路收入支拨的。总办是汪凤藻。

    外国人点名考试那天，我吃了一惊。大堂点名给卷时，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洋人直立着，西洋人自然穿西装了，奇怪的是西装的帽子上加一粒蓝色的顶珠。中国的学校考试，怎么有西洋人参加呢？可见得清朝末期一切措施的情况了。后来知道这西洋人是监院，名福开森。

    张元济口试缴了试卷后口试。口试我的一位，后来知道是张元济。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问我：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我答：什么宗教都没有信。他说：好！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我答：什么宗教都没有信。他说：好！张元济，号菊生，后来我和他在师友之间亲密相处了几十年。解放后病殁于上海。留下一首诗：“维新大业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这位先生的思想，虽还受着历史性限制，但无疑地是富于爱国主义的。

    蔡元培教育法特班被录取的学生共42人。开课了。上半天英文、算学课，下半天中文课。中文总教习蔡鹤卿师元培（后来改号孑民）集同学谈话，交给我们一张中学科分门清单，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各人认定一门，蔡师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须写笔记送师批阅。蔡师还说道：“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我呢，就选定了外交一门，蔡师开示《国际公法》和外交文牍几种给我。还指示我们“和文”翻译法，让我们从学习日文翻译中，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文书。

    每人将所写笔记缴送蔡师，蔡师不但亲手批阅，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蔡师房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今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请教。不单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这些还影响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

    每月蔡师出题交特班同学抒写所见，题材是不拘的。记得有一次出题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学习演说,有一天，蔡师召全班同学谈话，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同学们感觉这话很有道理，蔡师还指示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文书令阅看。就在蔡师领导下，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正热烈地学习，忽然感觉有些人只是操地方语，不会说国语，我亦是其中之一。就推请特班同学中一人南方籍而生长北方操国语的李叔同名广平，教我们国语。叔同这位同学，一生行事，是很突出的，设立“春柳社”，首倡话剧，后来出家为僧。

    初见马良学校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蔡师不但勤于教，自己还勤于学。南洋公学设在上海市西徐家汇。徐家汇设有天主教堂，旁设徐汇公学，中有一位大师马良号相伯，学力深造。蔡师和几位教师向马老学拉丁文。我追随前去，这是我初次见到马老。他老活到101岁。我最后见马老，那年他96岁。